詩歌是否擔負使命？在我看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深思和探討的問題。如果詩歌負有使命，那這個使命就是開闢人文主義的廣闊天際，建立一個沒有壓迫的文明，在其中，按照蘭波的說法——「自由是自由的。」
自由的自由，意味著我們不能滿足於經常性、根本性地重新審視生活、人和世界，還首先意味著重新審視我們自己，審視我們的觀念、寫作和表達方式。在我們生活的當今世界，各種形式的機械、技術控制一切，甚至被人用作奴役人的工具，因此，重新審視我們自身和周遭的一切，就尤為必要。
詩人們知道，在他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文明中，機械理性已經到了連理性本身也成為一種荒誕的程度。在這樣的機械理性中，自然，顯得微不足道；身體，這一夢想的星球、願望的汪洋，幾乎變成了沒有感覺的木偶；科學，幾乎背叛了科學的本質，淪落為毀滅世界的武器；文化，變成了為意識形態和體制服務的工具。
詩人們還知道，衡量文明進步或落後的標準，並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文明是否貼近自然，貼近人。
此外，在整個世界，我們還應該批判性地審視驅動各國政治的邏輯。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國政治。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的事例表明，究其本質而言，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乃是建立在一種帝國主義的觀念之上，建立在霸凌、奴役和剝削的關係之上。如果我們認同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對於人及其權利和自由的尊重，我們會發現：由美國人民創造的美國民主，在當今美國政治的實踐中，已經變成了民主的首要敵人。
在我看來，人的富有生命力的本能，人的願望與夢想，而不是邏輯，是詩歌和藝術的源泉得以迸發的核心要素。
因此，詩歌和愛一樣，讓當代人面臨這樣的選擇：要麼是讓技術控制一切，而這將導致人的泯滅；要麼是倡導富有創造性的人文主義，讓技術成為促進人類創造和解放的工具，提高人的境界，拓寬人的天際。換言之，這是在被束縛並又束縛人的技術，和旨在解放他人和自己的自由之間做出選擇。
詩歌相信，技術層面的生活無論多麼寬廣，也終究是狹隘的；除非這種生活充滿了愛，詩歌和藝術。在這樣的生活中，人和自然和諧相處，傳入耳際的是美妙的詠唱，而不是耳提面命的聲音；人的願望，在對於美和善的追求中，在施與和接受中，不斷得以實現。
在這樣的天際，足以摧毀我們這個星球的「帝國主義之病」才能被根除，而它的併發症——足以摧毀人以及人心中的愛、想象力、願望的「形而上之病或玄學之病」也才能得到根治，友誼才能主導人與人的關係，自我與他者才能親切地擁抱，並告訴對方：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阿多尼斯在2019年上海國際詩歌節論壇的發言
特別鳴謝薛慶國教授提供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