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麥慰宗
葉子、文字、淚水
罐頭、貓
不準時的電車、買麵粉的人龍
象鼻蟲、空罐子、演說
拉長的電視影像
甲蟲、汽油
三角旗、歐洲盃
電瓶車、熟悉的肖像
出口轉內銷的蘋果
報紙、麵包
黑心食油、康乃馨
接機
開口開樂、氣球
（作者自譯）
這是詩作〈一切〉的節選，詩發表於1984年，出自獲獎無數的人權鬥士，羅馬尼亞文化界傳奇人物、詩人和散文家安娜．布蘭迪亞娜（Ana Blandiana）。這張「清單」若結合七、八〇年代的羅馬尼亞政情去解讀，詩中羅列的每一事物，無論存在或不曾存在，都非常寫實，觸怒了當時的羅馬尼亞獨裁者尼古拉．壽西斯古（Nicolae Ceaușescu）。1985年，壽西斯古把它列作禁詩。
禁得住嗎？上世紀八〇年代，羅馬尼亞有人冒著被捕的危險，偷偷把它製成手抄本，暗中傳閱，尤其是勇字當頭的大學生。那個年代，羅馬尼亞人迫切地需要由衷的笑，即使含著苦澀。詩裡每個字都勾起感傷，它既是個人也是集體的。詩人單純把日常事物名稱三三兩兩地分組並置，磨難、匱乏、荒謬的感覺就統統躍然紙上。
1965年3月，壽西斯古開始擔任羅馬尼亞共黨總書記，兩年後兼任黨委主席，1974年自封為該國的首任總統，一直獨攬大權。在他長達二十五年的掌政時期，羅馬尼亞一直奉行個人崇拜和極權統治。詩名〈一切〉正是獨裁者演講時經常掛在嘴邊的說詞，他要人民銘記黨為他們提供了一切。
〈一切〉羅列的每一事物，都非常寫實
在三十多年前的羅馬尼亞，即使洗腦式宣傳無處不在，深刻的現實告訴人們相反的境況。安娜在〈一切〉的開頭寫「葉子、文字、淚水」，人們馬上意會到這些東西他們從來不缺。不缺的還有滿街都是最高領導人的肖像和他在大眾廣播中不停演說。安娜寫到「罐頭」，這是貨架上從不短缺的商品，不過其他食物要配給。「報紙」不是看的，必要時可用來擦屁股，平時的功用如同「空罐子」，用作包裝。最好的食物都出口了，留給國民的是生蟲的馬鈴薯，爬滿「象鼻蟲」的麵食，摻和雜質的食油，次級的「蘋果」，還有一種本地汽水，名字跟可口可樂相似，味道完全兩樣。這個石油出口國，本國人民用劣質「汽油」。每當國際航機抵達，大群學童就被安排揮舞氣球去「接機」。至於「貓」，當時坊間流傳著一個這樣的故事——壽西斯古有次出外視察，他的愛犬被一頭街貓冒犯了，他下令士兵捉貓，捉到便格殺勿論。
〈一切〉是我讀的第一首布蘭迪亞娜的詩歌。1990年春天，我坐夜行火車從匈牙利出發，經過接壤的羅馬尼亞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直奔首都布加勒斯特。就著微弱的燈光我讀著不知譯者是誰的英文版。都說要禁的東西總是禁不了，彷彿有腳溜得更遠，〈一切〉竟然輾轉流傳到西方，獲得自由歐洲電台和英國《獨立報》大肆報道，早巳在西歐文學界闖出名堂的安娜，名字變得更響了。壽西斯古知道後，下令全國書店和圖書館把她的所有作品下架。
後來我在布加勒斯特街頭體驗了詩中所說的種種——電車班次無法預期，一到站人們湧上去，不理車廂巳滿。我的口袋縱然塞著吃香的美元，在市中心轉來轉去，始終買不到吃的，到處大排長龍，人們見隊就排，賣什麼？不清楚！餓著肚子，我只好加入。街上的政治宣傳畫依舊很多，聯合大道盡頭的壽西斯古「皇宮」一樣宏偉亮麗，我唯一可以肯定是壽西斯古巳死。1989年12月16日，蒂米什瓦拉發生衝突，警察開槍殺害無辜平民，消息傳至布加勒斯特，人們上街要求徹查，壽西斯古下令鎮壓，一場震驚世界的革命巳然展開。不足一星期，盛怒的群眾推翻了極權，國營電視台即時倒戈，把壽西斯古夫婦被亂槍掃射處死的新聞片即時通報了歐洲。
都說要禁的東西總是禁不了，彷彿有腳溜得更遠
布蘭迪亞娜應邀參與本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初讀〈一切〉的感受，以及當年以獨立記者身分到羅馬尼亞等地採訪的光景，忽然從我塵封的記憶中浮起。透過譯者維奧利卡．巴特雅（Viorica Patea）的協助，我用電郵訪問了安娜，想知道她以詩逆權的種種。安娜說她半生一直在抵抗強權，認為抵抗（resist）具有兩個含義﹕「其一，活著就是一種抵抗，其二在於反對（oppose），詩歌幫助我達成這兩個含義。」詩人說寫作賦予她人生意義，確知無論發生甚麼事，只要寫下的詩歌得以流傳，心機便不會白費。安娜說詩歌發表後有人讀，抄寫，傳開去，作品就不再是她個人的，而是屬於所有讀者。她說﹕「這些詩歌不再只是我個人的示威（protest），而是大家的示威，令我不再孤單。」
本名奧蒂利亞．瓦萊里亞．科曼（Otilia Valeria Coman），詩人於1942年出生於蒂米什瓦拉，是家中的長女，父親是中學教師。1945年，共產黨來了，父親被迫放棄教席，到鄰近的奧拉迪亞市擔任東正教牧師。1959年，父親被判處勞改五年，同年，十七歲的奧蒂利亞用母親的家鄉布蘭迪亞娜作姓氏，改了個筆名，準備在奧拉迪亞發表她生平的第一首詩歌，不過當局查出她父親正在服刑，她的處女作立即被抽起，官方更通報全國出版社，不得出版任何用「安娜‧布蘭迪亞娜」這個筆名書寫的作品。人生頭一次直面威權打壓，更是全面封殺，受害者可以一下子消沉下來，但奧蒂利亞堅持創作，並繼續使用這個筆名。「安娜‧布蘭迪亞娜」活過來了，正如詩人自己所說﹕「活著就是一種抵抗。」
活著就是一種抵抗，抵抗的另一含義是反對
1964年，羅馬尼亞政府放寬審查制度，鼓勵百花齊放，當時二十二歲的安娜巳經是作家羅姆魯斯‧魯桑（Romulus Rusan）的妻子，開始活躍於羅馬尼亞文壇，她的第一本個人詩集終於獲准問世，收錄了她歌頌大自然的作品。本來值得高興，不過即將出獄的父親竟意外身亡，對她造成不小的打擊。安娜在大學讀語言學，畢業後從事文學雜誌編輯，同時擔任藝術圖書館管理員。六、七〇年代，她是羅馬尼亞文壇的中堅分子，涉獵詩歌、散文及小說寫作，其中最多寫詩，也為幼兒寫。她第一次受邀參加的國際詩歌活動在芬蘭舉行，之後是世界各地國際詩歌節的常客，在國內外都聞名。許是個人及父親經歷橫逆，安娜的詩作大多環繞人有侷限，不過始終珍視美和幸福的追求。
踏入八〇年代，審查制度突然收緊，獨裁者對全國上下的控制越來越嚴厲，安娜的詩作內容轉而反諷時弊，成為國內和國際著名的逆權詩人。1984年，她於羅馬尼亞的一本文學雜誌發表〈一切〉，翌年被官方列為禁詩。1985年，安娜直情以「示威詩歌」的類別在另一本文學雜誌發表四首新作，其中一首〈我信〉是這樣的：
我信我們是一個植物王國
不然我們哪來這麼的安靜
從中等待葉子從我們的身上掉落
（作者自譯）
再一次招來官方禁止發表，查封出版社。1988年，安娜出版童詩，描寫一頭粗魯而又霸道的公貓。坊間傳言這是影射偉大領袖，童詩因而非常搶手，招來官方查封書店，沒收所有存貨，又下令圖書館把書下架。因為一首童詩，從此國安部人員日夜監視安娜一家，截查她家的書信和截斷電話綫。粗暴的監控不僅影響安娜與丈夫的生活，也搔擾了鄰居和親友。
安娜在整個八〇年代的詩作，除了批評政府的詩歌，其他都瀰漫著低沉的基調。去國的想法常常閃過腦際，可是這是自由的嚮往，也是對自由的恐懼，因為流亡是不歸路。她的詩〈冷杉〉寫道﹕
它們不能離開
就算變成魂靈
周遭的水與天在遷移
風不停問：你走吧？
冷杉嗚咽：這是我的家呀
（作者自譯）
國安的滋擾一直到1989年的聖誕前夕才告一段落。
因為一首童詩，國安人員日夜監視安娜
可是威權沒有隨著壽西斯古的死而消減，1989年12月22日，一個名為救國陣綫委員會的組織接管了政權，骨幹成員伊利埃斯庫（Ion Iliescu）同樣是個曾被長期監視和跟蹤的出版社編輯，他們邀請了安娜加入。1990年5月20日羅馬尼亞舉行大選，伊利埃斯庫以大比數選票當選總統。這個國家的變天似乎快捷又順暢，安娜卻發現是新瓶舊酒，因為大部分新政府成員仍然保有共產黨思維，她毅然離開救國陣綫，再度成為反對派，繼續用筆批評政府。新總統上場後的那個夏天，學生和平民在布加勒斯特大學廣場靜坐示威，我去了採訪。後來才知道安娜曾與一些學生在就近的場所絕食示威，我們可能曾經擦身而過。想不到，多年後我們終於連繫上，在網上對談。
直至今天，羅馬尼亞人仍然在找尋自己的出路，國內的示威活動沒有停過。半生過著逆權生活的詩人怎樣理解示威？安娜認為示威是一種集體思維，用集思廣益為一個國家帶來轉化。安娜說：「面對獨裁統治，示威保持我們的活力；在民主制度中，示威是公民社會參與政府，監察政府濫權的手段。我確信示威代表一種道德價值，標誌並建立一代人的命運，免於受辱。因為屈辱令人自覺不如人和難受。長遠來說會摧毀我們的核心價值，摧毀個人和一個國家。示威文化是一個真正的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而寫作人的責任就是提出論點和表達出來。」
確信示威代表一種道德價值，標誌並建立一代人的命運，免於受辱
打壓、監控、抹黑、囚禁、迫害、放逐、甚至謀殺，古往今來都是公開批評獨裁者的可能後果，安娜從來勇猛，可能與她的靈性體驗有關。當我問到她寫詩的過程，安娜說不覺得是她寫，而是她在謄寫一個聲音。安娜無法估計聲音幾時出現，幾時消失，每一次停頓，又無法預期它再開始。「聲音究竟來自上天抑或我的內在，這個不重要，重要是它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不由我控制。」安娜如是說：「如果在我之外原來有很多詩人都有這種經歷，我是不會承認這些奇怪和神秘事情的。」感謝安娜的率真。
從十七歲至今，她在長達六十年的創作生活裡巳帶給大家十八本詩集，詩作充滿音樂性，看過安娜在網上的誦詩短片，覺得她在吟唱。她的詩時有內省，常常帶著陰柔的感觸。年過古稀，詩人刻下仍筆耕不斷，樂於與世界各地的詩歌界交流。
敢於質疑威權，安娜的勇氣和毅力令人敬佩，她在爭取人權和歐洲文化方面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1990年，安娜成為羅馬尼亞無黨派組織公民聯盟的聯合創辦人兼主席；同年她與一眾作家成立羅馬尼亞筆會，並當選主席。在歐盟的支持下，安娜創製了「共產主義受害人紀念碑」，並獲嘉許「歐洲文化遺產標籤」。1993年，她和丈夫、作家及社會運動家羅姆魯斯‧魯桑，在羅馬利亞北部曾囚禁數以百萬計政治犯的錫蓋特監獄原址，成立由共產主義研究國際中心及監獄博物館組成的「共產主義和抵抗運動受難者紀念館」，希望透過教育年輕人與研究讓世人銘記歷史教訓。這位逆權詩人獲獎無數，包括歐洲自由詩人獎、格里芬詩歌基金會終身成就獎，赫德獎、法國頒發的最高榮譽軍團勛章，以及美國國務院頒發的英勇女性大獎。
安娜不止批評威權政治，也挑戰威權神學。走筆至此，就以她的一首彷如禱告的詩歌作結。
動物星球
罪孽少些，但並非沒有罪孽，
在這個宇宙中
自然法則本身決定
誰必須殺死誰，
殺戮最多者是國王；
獅子沉著、殘忍地撕咬小鹿
人們拍攝這一鏡頭，興致勃勃，
而我，閉上眼睛，關上電視，
感覺自己參與犯罪少了點，
雖然我明白在生命的油燈裏
總得不斷添加血液，
他人的血液。
罪孽少些，但並非沒有罪孽，
我和獵手們坐在一起，
雖然我喜歡撫摸兔子長長的
絲一般的耳朵，那些兔子
被扔在繡花桌布上，就像被棄於靈柩枱上。
我是有罪的，即便我沒有扣動扳機，
即便在死亡噪音和兇手無恥的汗味中
我驚恐萬分，捂上了耳朵。
罪孽少些，但並非沒有罪孽，
不管怎樣，罪孽肯定比你少些，
無情的盡善盡美的作者，
是你決定了一切，
然後又教我轉過另一側面頰。
（高興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