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曉瞳
高橋睦郎是日本當代著名作家，多年來寫詩、小說、隨筆、評論集，亦創作舞台劇劇本，自若遊走於多樣化的創作之間。2000年獲授的「紫綬褒章」勳章可謂肯定了其在文藝領域上的貢獻與成就。有關香港與高橋最初的因緣始於1969年，在他這位旅者看來，當時的香港彷如迷宮，是一處充滿着曖昧性與不確定性之地，而他堅信這黑白難以分明的特質往往亦是詩歌之魅力所在。
今年九月，高橋受邀來港，參與由香港詩歌節基金會主辦的「國際詩人在香港」系列，發佈與朗誦其以日漢雙語為對照的詩集《晚霞與少年》，和翻譯家田原共同與讀者交流。五十年後，香港或早已在歲月迷霧中變得物是人非，但高橋卻仍舊以「不安」作為活着的憑證，在艱難的時代以詩尋求自由，超脫苦難。
詩是自由的國度
今年將屆八十二的高橋，雖已步入耄耋之年，卻謂言此刻才是人生的新開始，熱烈地憧憬着往後對於更多關於人生的探索與考掘。筆耕多年，他出版過詩集、長篇小說、短歌俳句、舞台劇本等，可說是文學全才。但由此至終，他深信詩才是他的生命，因為他確信着「詩，是生命、人生中最尖銳的存在」。在他來看，小說是糾結的；詩歌卻是單刀直入，鋒利而尖銳的，可以直挫人的痛處。詩是自由的國度，因此只有寫詩才可以來解救被束縛的自己，帶領人走向廣闊無邊的「自我解放」：「每個人活着必帶着一定的束縛，當人被束縛的時候其實與活在地獄無異。而只有在寫詩的時候，它為我帶來『活着』的快感，我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放棄詩歌」對他來說是根本不可能想像的事，因為他很清楚即使在百歲之時，他仍然願意並希望能繼續埋頭閱讀和寫作。
在《晚》的譯者前言中，田原指出「灰暗」、「厚重」與「深沉」等均是能標示出高橋創作風格的關鍵詞，高橋對此亦直認不諱。翻閱他的作品，不難發現這位詩人的筆調總是深重而幽暗的，即便美麗卻憂傷得難尋着光明。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主張「世界」和「自己」都是一種虛妄，高橋認為博爾赫斯的說法對他很具吸引力：「他的詩歌給我很大的啟發，就是，我讀他的作品、引來思考。」浮游於「我」與「世界」之間關係的思考，令高橋對於博爾赫斯的說法有這樣的解讀方式：「人活着本身就是悲劇，反過來說，人活着本身也是戲劇。」相較之下，「人活着本身就是悲劇」更貼近高橋的人生與創作觀。
一直凝視黑暗，光華或會展現
在人生旅途上步步走來，各人所歷自然是冷暖自知，高橋所得的結論是：人自生而為人起，便似是步進了修羅場，活着本身就是一場與受難無法分離的旅程。但即便如此，他表示我們也要活下去、懂得熱愛生命地勇敢活下去：「在受難之時，其實是一種對於『我活在這個世上』的確認，我的存在感是因此得以被確認的。那麼從另一角度來審視這概念，當人生再不必承受苦難，人不然也同時失去思考的能力嗎？人生的意義似乎再無法確立。」他堅信只有在受難的時候，人會產生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此刻我活着，就在此刻、就在這裡」。故此，詩人北島和芒克對他而言，均是具強烈魅力的詩人。在灼身之痛中，對於痛苦與磨難的接受或擔當，所體現的不僅是個體對生命的熱愛，更是人在磨難下的韌度，人的光華由此得以顯現。他不忘再一提醒：「我們要勇敢去承受。」
〈信〉是其中一首高橋最愛的詩作：「讀信／讀你的來信／讀業已不復存在的你／寫給尚未存在的我的信／你的筆跡／用薔薇色的幸福包裹著／或者浸泡著紫羅蘭的絕望／昨天寫信的你／在寫完的同時／是放棄存在的光源／今天讀信的我／是那時沒有存在過的眼睛」，此詩如其一貫風格，渲染了一種虛妄而幽暗的氛圍，缺少溫暖與光明。當記者問他是如何看待生命中良善與溫暖的部分時，高橋表示光明和溫暖均是他很渴望得到的，但他一再強調「但是這些良善、溫暖與明亮也是需要在悲劇中得到『確認』的」。他說：「光明首先來自黑暗，沒有黑暗又何來光明呢？」黑暗與光明相互為據，彼此依存、抵抗、消長，看似對立卻是一體兩面的。高橋執意書寫黑暗與痛苦便是為了發掘尋着光明的可能：「我相信，結局會是，一直凝視黑暗到底，最終便能得着光明與溫暖」。這不禁令人聯想到雨果（Victor Hugo）在《悲慘世界》所寫的一句：「光明和黑暗交織着，廝殺着，這就是我們為之眷戀而又萬般無奈的人世間。」
攝影：何曉瞳
沒有一種愛是徒勞無功的
在高橋的自傳《十二的遠景》中，他以字字句句，將童年之苦娓娓道來。小時候家庭支離破碎、缺乏愛與溫暖，這些顛沛流離又悲慘的經歷不但為他帶來沉重的孤絕感，亦無可避免地影響着他往後的創作風格。自童年起，「母親」予高橋而言，已是生命中尤關重要的人。面對母親曾經的離棄、暴虐相待、或言語上的傷害，卻從未令他有過怨恨，他甚至說如果有某些力量使她對他產生敵意，這會令他流淚。後來一次因他主動保護母親而促成了彼此的和解，高橋卻形容那天的夕陽是他見過的最美的晚霞，但卻美麗得像悲劇一樣。這種混雜了仁慈、暴力、離棄、守護、關懷的關係與情感，在高橋眼中，是一種「不得不如此的結果」。因為他很願意去相信和理解母親一切行為的背後紫有因由，這或與他母親曾多次打胎、自殺不遂的經歷有關，「如果連我也與她保持距離，亦是等同放棄了她，這樣我會覺得她很可憐」。他直言自己並不會對人心存怨恨，這大抵是天性使然，他覺得：「如果我不是這樣，我活不下去。」
這樣的童年經歷令人覺得總是難以承受的，當談到他是如何從中痊癒自己之時，高橋卻若然地表示「我沒有覺得那些是傷害，我覺得災難都是理所當然的。儘管痛苦，但我也是很愛我母親的。同時，生命之中有許多對我不好的人。但何嘗又不是有很多愛我的人？」在日本詩壇，有着排斥和愛護他的人，但他情願多想到別人好的一面。這些年來，他深深感受到「愛我的人的力量是無限的」，「我曾試着想像，如果從來沒有人愛我，可能我現在已是個惡魔」。這種力量，每個曾經深深地愛過或被愛過的人都會知道。
攝影：Fred Cheung
「愛」、「性」與「孤獨」
除了「愛」，「性」也是高橋在人生或創作中同樣關注的命題。童年家住海邊小鎮，深能感受到大海的寬闊與包容，這令高橋對「性」抱有開放且坦蕩的態度，不諱言談性，也大方承認自己的同性志向。早在他第二本詩集《薔薇樹、偽戀人們》中，已書寫到男同性之愛的欲望。他認為同性之愛，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同性書寫中他「並非有意識地傳遞什麼」，而是希望去確認他的確有這樣的情感。相比要將讀者考慮其中，他在乎的是一個呈現和確認自我的過程，「但我覺得若讀者可以從中感受這一點，我覺得作為作者的我是會感到高興和有價值的」。
對於「愛」、「性」與「孤獨」之間的關係與理解，高橋似乎有不一樣的解讀方式。高橋認為性可以為人帶來快感、安慰，具療傷的作用，但同時無法讓人解除焦慮，因性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是戰勝孤獨。他進一步解釋：「什麼是孤獨？死亡就是絕對意義上的孤獨，也是性無法發生的時刻。但就算平常的孤獨感亦是無法通過性交來緩解的，因為性交本身是確認自己是一種孤獨存在的行為。」記者接着追問：「那麼愛可以戰勝孤獨嗎？」高橋卻笑了笑反問：「為什麼愛非得戰勝孤獨呢？」在他看來，「性」和「愛」是接近的存在，但「愛」的概念是更為複雜和難以釐清的。他指出自己雖然是同性戀者，但他也有喜歡過女生。有時候，有種愛亦不必然要和「慾」掛勾：「我覺得只要你坐在我旁邊，不必談性，我覺得我能感受到你的溫度，就已經很滿足了。」
繼而，他進一步指出「人世間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純淨的愛」，「真正的愛是不存在的，是一種幻想」。即使他形容他對母親的愛是純粹的，但這種所謂的「純粹」卻無法在現實中得以確認：「愛只能在我們的想像中得以確認，因為愛是無法定義與解釋的。就如在一段相愛的關係中，所能確認到的，最真切的，是彼此的孤獨感。同時確認了彼此的溫暖、溫柔或善良。又如人性交之後，都會產生一種瞬間的孤獨感，而唯有通過彼此撫摸，才能確認人所能感知的最初始和確實的溫柔。」在現代社會中，人們會以「同性戀」或「異性戀」、「愛」或「慾」的標籤來為愛劃上界限，但在高橋的心裡，愛是複雜而無法定義的，單一的解讀方式只會錯過了發掘了人類深遂情感緯度的可能。高橋深信，在人生的路上，只有通過認真而全心全意去愛和付出，即使如何地一敗塗地，「不斷在失敗中成長，你才會成為最終的你自己」。
攝影：Fred Cheung
忘不了的三島由紀夫
說起高橋的戀愛史，他與日本著名文學大師三島由紀夫長達六年的交往自然令人印象深刻。他直言和三島先生之間難忘的事情太多，如今回想過來，教他銘入心扉的是三島的溫柔，「儘管與他看起來的外表不符」，「這一點在他死了之後我更是強烈地感受到」。後來，他才知道三島在生前早已叮囑過身邊的人：「高橋，你們要好好照顧他」。他回憶道：「有一次，我牙痛，到了一家法國料理餐廳。那是我第一次去，店長卻出來迎接，說歡迎歡迎、三島經常說到你。然後，店長做了一個我牙痛也能吃的料理。」說這些話時，他放慢了語速，聲線亦特別溫柔。他形容「三島是一個超乎我們想像的人」，「在他死後，女兒、兒子過生日的那天，禮品公司為他們送來了禮物，一年復一年，直到他們二十歲」。三島早已將死亡佈置在他的人生計劃之中，但他從來沒忘卻竭盡所能地愛，試圖將「溫柔」留下。不論是他的子女，還是高橋，在孤獨的黑夜裡，都會看到由三島留下的明燈，散發著只屬於他們的溫暖。
在黑暗中，只有詩成為可能
只要是讀過高橋詩作的讀者，相信對田原這名字亦不會陌生。田原多年來為高橋的詩作漢譯做出了許多努力，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視高橋亦師亦友。在2005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詩歌藝術節，令他必須翻譯高橋的詩作，自此他們便開始了十年以上的交往。田原笑著說：「當時他送了我很多詩集，讀著覺得寫得特別好。我也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一方面是他對待人或人生的態度；另一方面是他對於知識的探索，教會了我大量閱讀的重要性。」談起「翻譯」高橋詩作的過程，田原認為在翻譯過程中的「再創造」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必須局限在翻譯倫理的框架之內：「我不太認同『意譯』的一套方式。日語與漢語相比，是更為纏綿曖昧的，它動詞的時態變化非常豐富、主語省略，故我認為在翻譯之時，有關語言之間轉換的調整是可被接納的，例如某些單詞或語言習慣的不同，但我所追求的是『原汁原味』。我希望慢慢去把握作者的表現意圖，盡可能地貼近他的原意。」作為高橋詩作的資深譯者，田原對他有這樣的評價：「我最欣賞老先生的地方是，雖然他的詩歌是比較灰暗，帶有悲劇的意味，但與此同時，在灰暗之中也是帶有希望的。他的希望，就是那種在痛苦中絕不放棄的堅持」，就像那些存活在黑暗中的微光，即使微小卻足以成為希望。
北島在《時間的玫瑰》一書中指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詩歌是人類歷史上最燦爛的黃金時代，詩歌在黑暗深重的歷史歲月中得以萌芽、在滿目瘡痍的現實裡得著滋長的力量，然後形成各種具「國際詩歌」意義的經典。這種偉大而巨大的力量卻隨後在消費主義、官方話語和大眾媒體的壯大後漸漸消耗，即使不致殆盡，但詩歌卻逐漸被推向邊緣。來到二十一世紀，如高橋所言，「這是個不安的時代」，亦因為不安，更需要寫作。當沉默無法承載情感與思緒，寫作成為言不可言之自由與可能。這正呼應今年「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主題──「言說與沉默」。如北島所說，在苦難與創傷面前，只有與命運處於抗拒狀態的寫作，才是可能的。帶著詩在風雪中前行，便是寫詩的意義了。